美国剧情/恐怖/悬疑电影《地狱病院》
于2014年上映
由布拉德·安德森导演
JoeGangemi 爱伦·坡编剧
影片讲述了本片改编自爱伦·坡短篇小说《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
讲述一个精神病院医生爱上了美丽的女病患的故事
故事中
一位哈佛医科毕业的学生来到一家精神病院就职
最开始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逐渐注意到医院已经被那些歇斯底里的病人们所控制
医生护士都成为了可怜的牺牲品
在所有以疯人院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
埃德加 ·爱伦 ·坡的《塔尔博士与费瑟尔教授的疗法》肯定不属于以深刻见长的那一类
如果把讨论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到非虚构性文本
比如
以福柯那本知识考古学“巨著”《癫狂与文明》为参照
那么不难断言
作为“小”说
坡的作品“名副其实”
因为事实上
你很难说这个故事对“疯癫”本身抱有任何实质性的关切
无论是将其看作一种病理现象
抑或视为一种文化症候
更不必指望其提供什么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方面的洞见——一句话
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精神问题的诸种理论和学说
对这位“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兼小说家来说
未免显得太过遥远
然而
谁都无法否认的是
《疗法》一文确实别有一股“狂”态；对此
只消读读故事的高潮部分便足以了然——这边厢
先前还衣冠楚楚、伪装成常人的病患们接连跳上餐桌：在一群醉汉的伴奏下
各种怪叫一时此起彼伏；那边厢
浑身柏油、浑似“猩猩”的医院工作人员正破窗而入
将这场骚乱推向顶点…… 不必说
“疯”狂在这场闹剧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幌子；就其精神实质而言
小说的风格无疑更接近巴赫金（M. Bakhtin）所谓的“狂欢”（Carnivalesque）
由此便不难理解
何以由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地狱病院》会令一些观众感到兴味索然；后者期待的无疑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疯人院惊悚片”；但在我看来
影片实际向我们发出的
乃是一次“狂欢节”的邀请
这从电影对原著的第一处改动中就足以看出端倪—— 小说以“18xx年秋”开启了第一人称的叙述
影片却有意识地将主人公的造访时间
改为1899年圣诞节前夕
至1900年新年黎明
换言之
打从男主角第一次踏入这座精神病院起
影片就始终沉浸在世纪之交、辞旧迎新的节庆氛围之中——猜猜巴赫金怎么说？——“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正是狂欢节感受的核心
事实上
将本片与巴式的“狂欢化理论”进行“对读”
无疑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因为接下来你将在片中看到的一切
堪称对后者最形象化的注解——在巴赫金看来
“狂欢节”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等级秩序的瓦解：高高在上者将遭受人群粗鄙的戏谑与嘲弄
奴隶和小丑却被象征性地“加冕”为国王…… 用他的话说
世界“翻了个个儿”！——而这又何尝不是这家病院正在发生的情况？——管理者进了地牢
而病人却成了管理者
巴赫金又说
“狂欢节”是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在参与这盛大的演出：有的穿着女装
有的像动物一样举止
而我们的男主角无疑是其中最投入、因而也是实质上与狂欢氛围最合拍的一位（尽管观众要到最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假面舞会、饕餮盛宴、愚人国王
还有那象征着世界毁灭与更新的篝火
这些在巴式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仪式
几乎都能在片中找到痕迹；但因被置于节日时间与精神病院的特殊环境之下
竟丝毫不让人感到“背书”的生硬
但是
真正使《地狱病院》拥有了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节精神”的
却是影片对原著情节一处颠覆性的改写：在爱伦 · 坡笔下
病人们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
完全是因为医院采取了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安抚疗法”——废除强制性的拘禁和惩罚
给予患者一定的自由和信任
有时甚至迁就他们荒诞不经的想象（陪你做一只漂亮的香菇？笑）
不幸的是
正是这些听起来相当人性化的做法
给了患者们以可乘之机
恰恰相反
电影中的精神病院与当时欧洲的其他疯人院别无二致
仅从它的名字便可以读出冷酷和野蛮—— Stonehearst 形似 stone heart：铁石心肠——而“安抚疗法”的实施
则是病人Lamb掌权以后的事（经由女主角之口
我们得知其疗效不俗）
两相对照便不难发现
小说的逻辑暗中支持这样一种保守论调
即对待疯子切不可纵容
否则
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些什么！而电影的态度却判然有别——如果说历史上的革命者常常被当作“狂人”
那么在本片中
“狂人”便不啻为真正的“革命者”
由此
主人公初来乍到时所感受到的狂欢氛围
无疑也可以视为一个关于“乌托邦”的庆典：自由、平等
相亲相爱；而那也正是巴赫金在“狂欢节”中所发现的人类理想——相当粗浅
却弥足珍贵
令人遗憾的是
正如人类历史上许多次“乌托邦冲动”一样
这个由病人一手创办的“狂欢节”很快就变得“阴郁”起来
就在新年舞会的高潮
一名年轻的女病人像古代节日上的祭品一样惨遭杀害：因为她没有听从善意的劝诫
把门锁好
反而径直投入了凶手的怀抱
这个与电影《鹅毛笔》有些相似的情节提醒我们
边界的消弭并非总是令人欢欣鼓舞
在某种情况下
它同样可能极度危险
更令人不安的是
狂欢的人群并非像它许诺的那样对一切人敞开怀抱：相反
舞会的喧嚣可以掩盖
却无法抹除地牢中的痛苦呻吟（特别是以护士长为代表的那些无辜受牵连者）
更可怕的是
人群的领袖最终选择将带来威胁的“异数”强行转化为“同类”
方法则是电击；观众惊讶地发现
“狂欢”不仅没能清除暴力这一内在的毒素
反而将其默认为自己存在的根基
我在想
如果巴赫金看到这番景象
是否也会像女主角那样痛苦而幻灭地高呼：“This should be a better place！”
从这个角度上看
影片的节日时间同样显现出“阴郁”的意味：作为旧世纪向新世纪的“过渡”
它是特纳（V. Turner）仪式理论中的“阈限”：模棱两可
前后不沾
这种脱离了日常秩序的混沌状态
当然最适合充当狂欢的舞台；但就其悲剧性的一面来说
却也同样意味着
这座舞台悬浮在半空
失去了介入历史与未来的现实力量——果不其然
在新世纪的曙光到来前几分钟
病院失火了！
至此
影片实际向观众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结局：病院最终被大火吞没
Lamb 医生命丧火海（或则出于赎罪
或则出于对乌托邦的执迷）
唯有男女主人公侥幸逃脱 …… 必须承认
这样的结尾将会是悲壮而震撼的
却也无疑是相当可疑的
毕竟
疯子的自取灭亡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既行之有效地捍卫了主人公道德上的纯洁
又在客观上
为后者向主流社会回归清除了障碍 —— 有谁会忘记
“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如何为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结合铺平了道路？——谢天谢地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
当然
Lamb 医生似乎确实“死”了
至少在意识层面是如此
但是
他的“乌托邦”得到了延续
这不仅是因为护士长管理下的病院“旧貌换新颜”
更因为在“托斯卡纳艳阳下”
我们的主人公成了 Lamb夫妇——在这个名字
或更准确地说
在对这个名字所承载的理想的继承中
他们结合为一
于是
那种自影片开始就不断出现的“权力视点”终于一去不返—— 在牛津大学的课堂上
它以知识的名义
居高临下地“检视”着被研究的对象；在新年的假面舞会上
它以宰制者的目光
“监视”着舞池中看似自由的病患；在主人公险遭不测之际
它像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观众那样
对下面即将上演的暴力投以兴奋的渴望与骚动的期待；甚至
当男主角在病院里第一次见到心上人时
它依然以它的阴魂不散提醒我们
此时的女主角
不过是男性凝视下无助的客体
但是现在
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摄影机追随翩然的舞步
在生机盎然的花园内
在分不清医生还是病人的身影中从容的平移——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诠释平等和爱了
观众由此得知：节日总会结束
但理想可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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